在開放發展的全球化國際氛圍下，社會科學研究正發生這一系列曆史性的變化。在從文學批評到翻譯理論，從哲學思考到人類學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視角都發生了轉移。這種變化在當代文藝理論領域表現尤突出。具體體現在文學批評領域：文學批評正在走向兩個分化的方向：以人文關懷的非理性轉向和以文本基礎的語言論轉向；體現在素有語言關懷傳統的翻譯理論領域則表現“文化熱”在翻譯界的興起。

在《當代美國翻譯理論》一書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來翻譯研究的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交際理論在翻譯理論上的體現，二是對文化轉換的重視深刻動搖了重視語言轉換的傳統。換言之，因交際與文化都具有以人本人的特質，人文關懷在翻譯界已經贏得高度的重視，翻譯理論界正在加強宏觀把握，拓展翻譯視野，加強翻譯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對於文化這個及其寬泛的概念,很多學者試圖給出一個較準確的定義。現代文化學之父,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定義文化“曆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即包括顯型式樣，又包括隱型式樣，它具有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一定時期中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羅伯特·拉多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兒也都指出文化行的模式化特性。英國學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種經典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即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它作社會成員的人們能夠獲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合型整體。”雖然定義的角度各不相同，但無疑文化具有極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幾乎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

中國翻譯界新掘起的“文化學派”認：語言作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象形式，又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因此，對於以語言轉換基礎的翻譯工作來說文化傳達就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魯迅先生就充分認可了“文化傳遞”的重要性。然而，基於文化與語言的若幹特點，翻譯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盡可能多的文化傳遞，“文化傳真”則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或是說，終極的目標。